《百衲本二十四史·晋书》选用底本的经过

谢自 2025-02-06 行业报 8 次浏览 0个评论

从宋刻本《孟浩然诗集》的一纸题跋说起

国家图书馆（以下简称“国图”）藏宋刻本《孟浩然诗集》三卷，二册（索书号：8705），是海源阁遗书中的一种。书中夹有一纸无书写者姓名、日期的题跋，谓：“依《新民法》，过期不赎，衹能将押品拍卖，有余仍交与债务人；不足向找。余未查《新民法》，贸然押款，不免上当。然此书注明实价弍千五百元，今已三年，合本利已过弍千伍百元，拍卖亦不妨彼方。若说话尽可照算。《晋书》注明七千五百元，须七八年本利乃合成原价，此时不能出手。”（图1）

图1《孟浩然诗集》中的李盛铎题跋

这篇题跋由于没有落款，在1959年出版的《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》中便没有着录。此后的《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》（1987版）、《中国古籍善本书目》、《中华再造善本总目提要》、《国家珍贵古籍名录》等相关书目均未提及。然而，题跋却透露出大量此前无人知晓的重要信息，为研究海源阁旧藏的散聚、流向，民国时期古旧书业的运作，以及周叔弢先生的藏书经历，提供了参考依据。

题跋的大意是《孟浩然诗集》质押期已过，按法律规定只能拍卖，但拍卖所得如果超过押金，必须将超过部分退还抵押人（即原书主），对己不利。然而，事前双方要给质押品定个买断价（即跋文中所谓“实价”），当抵押价连本带息超过该价格后，质权人就可视作买断，从而获得质押品，以防抵押时间过长，损害质权人的利益。此书质押已满三年，连本带利超过了所规定的实价2500元，因此质权人可以随意处理。同时质押的《晋书》实价为7500元，押金需要七八年连本带利才能达到此数，现在还不能出手。

民国时期民间盛行“质押”之风，藏书界亦如此。当藏家亟需用钱但又不想卖书，或一时卖不出好价，便可先将书“押”出去，得到一定数额的押金，以解燃眉之急，到期再将书赎回，或者另行寻找买家出售。例如著名的宋刻本《唐女郎鱼玄机诗》便被袁克文押给弢翁四弟周进，完颜景贤家人将《洪范政鉴》以1000元质押给傅增湘，方地山曾将《宋百衲本史记》《王郎天女雨花图》《王渔洋像》质于弢翁家，等等。当然，最著名的案例还是海源阁的92种善本质押在天津盐业银行之事。那么，这部《孟浩然诗集》与押于盐业银行的书是否有关呢？答案是否定的。因为那批书的书单中没有此书，而且时间也对不上，盐业银行那批书质押的时间是1930年，《孟浩然诗集》质押的时间则是1927年。

要证明此书质押于1927年，需要先确定质权人，或者说债权人是谁。他就是李盛铎。根据有二：1、书中钤盖的印章，除清代黄丕烈、汪士钟、于昌进及海源阁杨氏藏书印外，李盛铎、李滂父子的藏印“李盛铎印”“木犀轩藏书”“木斋”“木斋审定”“李滂”“少微”也赫然在目。2、从题跋的笔迹看，与李盛铎相符，该题跋系李盛铎书写。李盛铎的这纸题跋，虽然为《孟浩然诗集》而作，其价值却不止于此书，还证明了海源阁旧藏宋本《晋书》也质押在他的手中。接着说书的押期始于1927年。20世纪20、30年代，商务印书馆影印《百衲本二十四史》（以下简称“《衲史》”），张元济曾通过傅增湘联系李盛铎，借影其手中的宋刻小字本《晋书》，时间最早的记载为1927年10月5日，张元济致傅增湘信札曰：“木老［徐按：即李盛铎］允借《两汉》《晋书》，索酬万元，公司中人认为过重。时局如此，即印出恐亦无甚销路，暂行缓议（极快须明年下半年方能开印）。”

此信札证明，1927年10月5日之前，海源阁宋刻《晋书》已经质押给李盛铎了。《孟浩然诗集》与《晋书》系同时质押，时间自然相同。这个时间与海源阁第五代传人杨敬夫于1927年迁居天津并带来一批藏书销售的文献记载相符。按照跋中所说“此书注明实价弍千五百元，今已三年”推算，李盛铎题跋的时间是1930年。

三部宋刻本《晋书》

张元济信中所说“木老允借”的《晋书》，就是杨氏海源阁押在李盛铎手中的那部《晋书》（以下简称“杨本”）。所谓“小字本《晋书》”，即南宋初建刻十四行本，存世较完整的有三部：

1、南京图书馆（以下简称“南图”）藏本一百三十卷（卷八至十、二十八至三十、四十三至四十五、一百一至一百五、一百十五至一百二十一配明抄本）。版框高18厘米，宽12.7厘米。每半叶十四行，行二十五字，白口，间有线黑口，左右双边。明末毛晋、清丁丙跋。据南京图书馆编著《新盋山书影》（待出版）：“此宋刊小字本，密行细楷，字画遒劲，与国家图书馆所藏两部宋本（索书号：8003、5827，下称甲本、乙本）相类，同为南宋初叶建刻十四行本，无《音义》，然每行字数相异，甲乙二本均每行二十六至二十七字。宋讳敬、殷、朗等字多缺笔，桓、构、慎不避。祯（卷二十一、二十七）作‘御名’，当翻刻自北宋仁宗时期刻本。目录‘载记’各卷‘百’字多被剜除。版心不记刻工。所配抄本据元刻十行二十字本抄录。此本卷三十四第十叶第十四行‘分命臣等随界分进’，国图甲本作‘分命臣等随界分趋便先驱进’，乙本作‘分命臣等随界分臣等随界分进’；此本卷八十第四叶后第九行‘张芝’，国图甲乙二本作‘羲之’。此本卷三十三第五叶B第一行有‘征无战’至‘诚宜有’二十六字，甲乙本皆脱。甲本有多处夹行小字校记，乙本删，馆藏本多无。”

书后毛晋跋谓：“此书为王弇洲先生所藏。‘贞元’本唐德宗年号，印恰符先生名字，故其秘册往往摹而用之，下必继以三雅印。此属‘仲雅’者。向曾遭割裂，想经先生改正。余全史中原本亦系宋刻，每多缺字，而此本特全，洵可宝也。湖南毛晋识。”

此书迭经明王世贞、毛晋，清宋荦、马瀛、丁丙等人收藏，钤“贞”“元”“仲雅”“商丘宋荦收藏善本”“三晋提刑”“臣筠”“马瀛”“汉晋斋”“汉晋书斋”等印（图2）。

图2 南京图书馆藏《晋书》卷一

2、海源阁杨氏藏本一百三十卷（卷九十九第九叶、卷一百六第十一叶、卷一百十一第九叶抄配）。框高18厘米，宽13.1厘米。每半叶十四行，行二十六至二十七字，白口间细黑口，左右双边间四周单边。此书钤有“松郡朱氏”“广乘山人”“华亭朱氏珍藏”“大宗伯印”“荣庆堂”“季宜藏书”“季振宜印”“沧苇”“徐健庵”“干学”“以增之印”“至堂”“东郡杨氏宋存书室珍藏”“彦合珍玩”“东郡杨绍和鉴藏金石书画印”“周暹”等印。据聂溦萌《〈晋书〉两种宋刻二十七字本的考察》（《中国典籍与文化》2013年第1期）考证，杨本《晋书》中所钤“松郡朱氏”“广乘山人”“华亭朱氏珍藏”“大宗伯印”“荣庆堂”五印，均由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蒋氏衍芬草堂本《晋书》（以下简称“蒋本”）相关钤印叶调换而来，时间约在清康熙晚期至同治元年（1862）间。此书曾经清季振宜、徐干学、海源阁杨氏，周叔弢收藏（图3-5）。

图3 海源阁本《晋书》目录

图4 海源阁本《晋书》卷一

图5 海源阁本《晋书》卷一百三十

3、蒋氏衍芬草堂藏本一百三十卷，存一百卷（卷一至一百，卷四十六至五十三、八十二至一百配清影宋抄本）。框高18.7厘米，宽13.1厘米。每半叶十四行，行二十六至二十七字，白口，左右双边。蒋述彭录清蒋光焴跋，清钱泰吉、邵懿辰跋（图6-7）。

图6 蒋本《晋书》目录末、卷一

图7 蒋本《晋书》卷四十六

蒋光焴跋曰：“小字本《晋书》一百卷，每页十四行，行二十七字，麻沙刻画，精审无比。后补钞十九卷，仿宋精楷，与刻本相类，几不可辨。惟首缺序文，似为可惜。向惟上海郁氏所藏《晋书》，世称善本。而苕溪书贾曾以一部携示南浔蒋氏，议价未成，亦系麻沙小字，似不能如此本之精。同里马氏亦藏一部，生沐从兄［徐按：即蒋光熙］曾从马君假阅，兄尚记其行款字样，略与此本相埒，然每卷卷末皆有割补痕迹。不无可疑。”马氏所藏即为南图藏本。

书中钤“松郡朱氏”“广乘山人”“大宗伯印”“荣庆堂”“华亭朱氏珍藏”“天和堂印”“平生真赏”“太史氏印”“季振宜字诜兮号沧苇”“柔升”“盐官蒋氏衍芬草堂三世藏书印”“臣光焴印”“寅昉”等印。据聂溦萌《〈晋书〉两种宋刻二十七字本的考察》考证，“季振宜字诜兮号沧苇”系从国图藏杨本《晋书》调换而来。此书曾经明朱恩、清蒋氏衍芬草堂收藏。

综上，三部南宋初建刻十四行本《晋书》，南图本行款与国图藏杨本、蒋本不同，在版本体系上特立独行。南图本曾经割裂，有缺文，且品相不如杨本、蒋本。国图藏杨本、蒋本属于同一版本体系。杨本卷帙基本完整，刻印最精，书品最佳。蒋本仅存一百卷（还有二十七卷配补清抄本），并经剜改，以残充全。然而，张元济影印《百衲本二十四史》之《晋书》最终放弃杨本，采用蒋本。其中原因出于多方面的考量。

张元济在《晋书》版本选择上的考量

张元济影印《百衲本二十四史》，选用底本纠结时间较长的，除了《史记》，就数《晋书》了。1927年10月5日，张元济致傅增湘信中首次提到此书：“木老允借《两汉》《晋书》，索酬万元，公司中人认为过重。时局如此，即印出恐亦无甚销路，暂行缓议（极快须明年下半年方能开印）。且《晋书》前已在南京图书馆照有小字本（稍有脱卷之页）。今查得硖石蒋氏所藏，行款相同［徐按：南图本行二十五字，杨本、蒋本行二十六至二十七字，行款不同；此时张元济仅听闻蒋氏藏本而已，4年后的1931年下半年才见到书，详见下文］，而南京馆本所脱者却系完足，想脱落者必系复印之故。将来如能借补，则此书可不必另借矣。”张元济信中所说“木老允借”的《晋书》，就是抵押中的那部海源阁杨氏藏本《晋书》。

此后的3年中，张元济对《晋书》的底本始终未做决断，导致1930年3月商务印书馆发布《百衲本二十四史预约样本》时，其中《晋书》底本仍标注的南京图书馆藏宋本：“是书向为王弇州、项子京、毛子晋、宋牧仲所藏，毛氏且称为可宝。中有数卷钞配极精，即《东湖丛记》所云王弇州手钞补缺之卷也。”

但很快张元济的态度就有了变化，又开始倾向于采用杨本了。他1930年5月15日致傅增湘信曰：“所选《晋书》最不惬意。李木老肯与玉成，极所欣幸。酬报可以大减，未知所须几何？惟乞我兄善为我辞。至祷，至祷。”1个月后又连发两信表示：“李木老允借《晋书》，极为欣幸。其意欲得《廿四史》数部。以尊意度之，究需几部？惟在京摄照，种种不便。必须借至南方，决无丝毫伤损。务乞我兄善为说辞。至此书弟已校过四种，可谓一无善本。将来一切商定之后（细思不如暂缓商定，先祈假“帝纪”“天文志”到京，托伯恒兄代为一校），拟先求借阅数册，先校一过。是否能出所见四种之上，此层亦应预为陈明，并祈鉴及。”“木老《晋书》经吾兄周旋，可以通报，至为感荷。前函拟请先假’帝纪’及‘天文志’先校一过，借知内容。又须携至南方照相，不知能办到否？务乞玉成，无任祷盼。”

张元济为什么要先借杨本“帝纪”及“天文志”一校？《百衲本二十四史·晋书》书后张元济跋回答了这个问题。跋曰：“武英殿本是史考证多引宋本参订，故讹夺视他史为少。卢抱经尝以‘帝纪’‘天文’‘礼志’与明南北监本、汲古阁本及他书参考异同。”原来张元济是要借助卢文弨的校勘成果（其中便有“帝纪”“天文”）来对比判断杨本的质量。又，张元济所谓“所选《晋书》最不惬意”，指的就是南图本。他在《晋书》跋中说：“先是江南第一图书馆［徐按：即今南京图书馆］有宋刊小字本，已遣工就照矣。校阅至列传某卷，乃多所脱漏。思觅更胜者以为之代。”这里的“脱漏”，是指书叶文字墨色成片发浅乃至消失，多为印版严重磨损造成。

张元济1931年1月15日再致信傅增湘：“李木老所藏前承转商，可以借影，报酬须《百衲本廿四史》三部，亦所不吝。但必须将全书借至上海，于事方有办法，决不伤损丝毫。务乞续商。至恳，至恳。”

同年4月7日，张元济在写给傅增湘的信中，答应了李盛铎的付酬要求，且欲尽快促成此事：“《衲史》中所用宋本《晋书》，承吾兄向木斋先生借取影印，至为感幸。遵以全史三部为酬。台从未行以前，未及将预约凭单奉托携带。兹已填就第五五七号自取预约凭单一纸，又书券一纸，附函呈上，伏希察收转致，并为道谢。未知李世兄何时南下，甚盼能早日摄照，提前出版也。”

然而，5个月后，事情却开始反转，张元济又属意蒋本了。1931年9月24日张元济致蒋藻新（星）、蒋觐圭书曰：“丁君［徐按：即丁英桂，在商务印书馆负责制版印刷业务等工作］等晋谒时诸承优待，并出示珍藏宋刻《晋书》及其他精本，不胜感谢。《晋书》雕印具精，远出南京图书馆藏本之上，尤为欣慕。元济嗜读乙部，以通行武英殿本《二十四史》讹舛甚多，亟思别印旧本，借资订正，且以纠正明监汲古之失。搜辑有年，近已次第付印，谨以印成《前》《后汉书》，各检一部寄奉雅鉴，伏希哂存。《晋书》善本较为难得，尊藏虽缺去‘载记’，而‘纪’‘志’‘列传’具全，补抄亦至精美，不揣冒昧，拟求通假，俾善本正史得成完璧。稍闲即当趋诣崇阶，面聆教诲。专肃鸣谢。敬请潭安。”

1932年4月13日，张元济开始为弃用杨本做铺垫，他在给傅增湘的信中说：“至承代借李氏《晋书》，现拟暂存，俟公司清理就绪，《衲史》如有出版之可能，尚拟摄照，否则届时即行寄还，并祈转致李木老。”1933年12月14日，他在致傅增湘信中进一步挑明道：“李木老所借《晋书》，亦以印版不甚清朗迟延未照。”1934年11月10日，他告知傅增湘：“《晋书》借用硖石蒋氏藏本，今岁亦可出书。原无‘载记’，配以江南图书馆所藏，版式相同，几于天衣无缝。”张元济1935年3月5日致信蒋藻星：“前承慨假宋刻《晋书》，去岁底印成出书，曾由敝馆检呈拾部，计荷莞纳。”

据此推断，张元济1931年4月7日致信傅增湘，催问李盛铎之《晋书》何时可以取到后不久便收到了书。收到书4个月后，经校勘，决定采用蒋本。但李盛铎之《晋书》至少到1933年12月仍存放在商务印书馆。

李盛铎手中的杨本《晋书》一百三十卷中衹有三叶抄配，其余全部为宋版，如此完整，世间仅存一部。该书在海源阁宋本中亦称精品，品相超过蒋本。反观蒋本，一百卷中不但有二十七卷抄配，目录还被书贾剜改过，以冒充全本。南京图书馆的“载记”三十卷也有十二卷抄补。杨本、蒋本孰好孰差，一目了然。作为精通版本之学的张元济不可能不清楚，否则他就不会纠结如此之久了。那么，张元济最终决定采用蒋本，主要出于何种原因？是成本问题吗？

《百衲本二十四史·晋书》的底本，张元济最早选用南京图书馆宋刻小字本，并已摄制胶片。如果采用蒋本一百卷，衹需酬谢蒋藻星10部《晋书》即可，比李盛铎索要的全史3部显然要划算许多。

至于“载记”三十卷已支付过费用，正好利用上，确实可以节省一些费用。但从张元济影印《衲史》的过程看，他并不会在意这点小钱。我以为，他决定弃用杨本，主要担心的是该书尚处于质押之中（前面曾提到，质押大约1935年才到期），将来海源阁杨家一旦赎回，恐会产生法律问题。另外，张元济大规模影印古籍善本，在底本使用上，唯一没有正式合作过的藏书大家仅有海源阁，他很想改变这一状况。为此他曾数次请傅增湘从中搭桥，就在1931年9月15日致傅增湘信中，还“托询海源阁书能否出资借影”。因此他不想因此事引起海源阁杨氏不满。

再有就是张元济此时有一批修版高手，可以模仿宋版书笔意，修复或更改书叶，使其有了使用较差本子的底气。从总体上看，杨本品相胜过蒋本，且蒋本系翻刻杨本，刻工还要略差，张元济说杨本“亦以印版不甚清朗迟延未照”，当属托词。当然，蒋本补抄的二十七卷及南图本“载记”中的抄配，确实精美绝伦。加之《衲史》制版时去除底色，使雕版字体的棱角、抄本字体的笔锋不再明显，字体更趋一致（从原书看，差别比较明显），故一般人很难发现刻本与抄配的区别。

张元济影印古籍对版面的修整一瞥

从《四部丛刊》《百衲本二十四史》，以及《张元济年谱》《张元济日记》《张元济书札》等文献资料看，张元济认为影印底本是可以改动的，哪怕是宋本，但改动时要求字体与原书相近。改动的范围包括增补缺字缺叶；修改错字及不美观的字；甚至将整行、整段、整叶的抄本，按照宋刻的笔意、行款，模仿为宋刻本；等等。

例如1923年2月3日，张元济致傅增湘信札云：“再，幼平处宋本《唐集》颇多挖改补写之字。弟意以为失却真面，不如一律改为空白，或仍用其字，但摹仿雕板笔意，以泯痕迹。幼平主用后说，而弟则主前说。今日细看，衹可两说参用。”又，1930年9月5日，张元济致傅增湘书说：“承假宋刻《五代史记》两册，已将序目照出，尚须复校一过，当觅便寄还。惟先借影之全部久已照成，弟亦校过。固有佳处，然讹字亦颇不少，且有甚离奇者。如‘将儿’二字误作‘状元’。兹将‘本纪’十二卷校勘记录呈。弟已将残宋本及汪文盛本、刘氏覆宋本校过，将来尚拟取明监汲古两本再校。凡为诸本所不误而此本独误者，拟将其字改正。脱字亦不加。此为保宋刊之声誉，免外人之指摘起见。未知尊见以为何如？”张元济认为更改宋本中的错字，是“为保宋刊之声誉，免外人之指摘”。当然，从学术的角度看，这种做法无可挑剔。并且，自《四部丛刊》初编以来，商务印书馆逐渐培养出一批修版高手，经验愈加丰富。至影印《衲史》之时，不仅总结颁布了《修润古书程序》《修润要则》《填粉程序》，甚至还为某些问题较多的书专门制定了“制版须知”。如1933年10月23日张元济致丁英桂信札云：“［附］《宋书》石印制版须知……此书制版较难，与他书稍有不同，务祈注意。……但在全行中间偶然有一二字粗肥歪斜，其字形甚为难看者，应照上下左右字体，摹仿修正。”1933年12月5日张元济致信丁英桂：“《宋书》’纪’四第三叶，下补一空白叶作为第四叶，中缝用‘纪’四第三叶翻，但除去刻工姓名，并于右阑外照左列之字，属善作小楷同人写就，照地位排置，同时制入版内。制版打样交下一阅为盼。”

1934年3月31日张元济致信丁英桂：“示悉。《晋书》样张一页收到。甚好，甚好。以后即可照此着手。惟不知当时曾否用朱笔批描某字应修，抑或由工友自行着手？祈再示。”又：“今送上《晋书》一册，附’制版须知’，乞察入。其中缝书名一节，应否如此办理，请酌。以下各册，弟不能照此册描修，衹能将应改之字，或于不全之字，偶然修补。应请尊处派人担任，即以此册为标准。再《衲史》石印之书，今年恐不少，以后即陆续发去。尊处请将可做此事之工友，预为指定。此上。”又：“［附］《晋书》‘纪’‘传’制版须知：一、原书笔画甚细，修时切勿加粗。二、凡应改之字，均用朱笔写明，应照改。……七、每卷首尾两页中缝不记书名，应将本卷他页移补。……‘载记’似不甚龌龊，传真亦可，须细看再定。”

尤为重要的是，蒋本《晋书》缺失后三十卷“载记”，书贾为造成原书仅一百卷假象，对目录叶做了剜改、移植：将目录前一百卷第十四叶上半叶末行的“载记三十卷”五字剜除；又将目录末叶上半叶的五行题识移至目录第十四叶的下半叶，与卷一衔接。为此，张元济1934年4月5日致信丁英桂：“《晋书》目末一叶请缓发制。‘传记’如何加入，容酌定再补入。”经勘验，《百衲本二十四史·晋书》的目录叶均已恢复原貌，与杨本毫无二致，可见商务印书馆修版技术之高超。

又，张元济1936年3月31日致信丁英桂：“今发印《史记》九卷，中有半页补抄，应用王本补配。附去原刻王本一册，望即照出，即速发还。将来仿其行款，摹成宋刻笔意，尤为佳妙。”

正如我在《简评〈四部丛刊〉制作工艺及影响》（《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》2017年第11期）等文章中所说，张元济是用古籍校勘排印的理念做影印书的，这从其书中决不允许有缺字、不可识读之字，甚至对问题较多的黄善夫本《史记》，不惜借他本校勘，更改增补2000多处即可看出。这2000多处改动，均模仿宋刻笔意修版制成（且不做说明），乃至数十年来无人察觉。